主题： 给东莞文化现状把脉

 给东莞文化现状把脉
                                   杨  腾  瑞
    本来是不想浪费口水再来谈什么东莞什么文化之类的话题的，而且本人在很多公开或不公开的场合也作过声明，自己不谈也不想听别人再谈。倦了，厌了，麻木了。但《XXXX》的编辑们一定要我再来谈谈，说是上次的那篇小文很多读者颇爱看，有些读者干脆指了名要我就东莞文化建设问题“再深入”地谈谈。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谈”吧。
    我本是一个固执的人，原则性也很强，认准了的事谁劝我都难。但就是受不住读者的哪怕一句客气话。其实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就是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么？那么在意干吗？有什么好难为情的？这年头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的人多了去啦，尤其是一些无良商人和官员，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都快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在众人眼中这也已经跟个人的道德品质没有什么关系了，你说还在乎它干吗？再说官员们都不要脸，我一个小老百姓还要脸干吗？这年头什么都值钱，就是良心、脸皮和信用不值钱。读者既然如此厚看我，不谈两句是说不过去的，谈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谈不谈是态度问题。那就谈吧。
    其实，建设文化东莞的话题已经有很多人谈过，还有很多人善良的真心热爱着东莞的人仍然在热烈地谈，像《XXXX》这样的一份本该谈亲爱的人民币和可爱的美元，谈东莞GDP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多少，谈松山湖伟大的建设成就，谈东莞的经济如何如何发达，东莞的人民如何如何富裕，谈东莞马上就要赶上北京超过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市场化的纸媒，也忍不住发表大篇幅的文章谈起文化来，一是可见东莞知识界和民间对于文化建设的热情和参与度有多高；二是可见大家的确有太多的话要说，是那些确实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且又思想单纯的文化人。美妙动听的文化建设之歌在东莞唱之久矣，这些文化人尤其是一些外来的而且并不以文化为职业的业余文化人，为何要挤在同一时间里来大谈建设“文化东莞”这一了无新意的话题呢？我想，原因不外乎有三：一、以前他们的声音一直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没机会说，也没地方说，甚至不让说，现在有机会也有园地，不说白不说——尽管说了也是白说——于是就说开了。二、以前也有很多文化人在报上谈在刊物上谈，甚至被有关方面邀请了去谈，但其中的大多数聪明人或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或就那么个水平和见识，谈的时候不是吞吞吐吐，就是出言谨慎，一派太监行状；有人或干脆把每一次的“谈”视为一次接近权力和利益的机会，极尽赞美之能事，或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伪文人或曰无良文人的习惯做法，真正说得上是历史悠久，远比可园和岗贝遗址的底蕴还来得深厚。现在这些业余的文化人再来“谈”，显然就是想用“真实”来对以往的“虚假”进行一次反拨。三、说明我们在文化建设中的确存在不少问题，问题似乎还不轻。而对此，掌握话语权的人和媒体不是讳莫如深就是视而不见，或真的以为形势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到处授牌挂匾；或明知真相，为讨好领导而昧着良心避而不谈甚或假话连篇。于是这些旁观者终于目之而不忍，本着知识分子起码的良知要将真话说出来，尽管说出真话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甚至还可能带来麻烦和报复，但他们忍不住还是要说。这些年来礼崩乐坏，社会道德诚信体系几近渔网，之所以还能让人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对道德诚信体系的重建仍怀有信心，并不是因为官员们和媒体上的高调唱得多么好听，而恰是因为尚有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道德勇于担当。
    我现在又来谈，除了本人具有敢于出尔反尔和敢于不要脸的大无畏精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已经有太多的精明人在说好话唱赞歌，已经有太多的聪明人用保持沉默和语焉不详的方式在明哲保身，满东莞都是聪明人，并不缺我一个，我就来犯犯傻说几句真话实话也无妨。虽然本人还没有达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境界，但自认为再承受一点麻烦和苦难的勇气还是有的。
    今天“谈”点什么呢？编辑同志说“随便说”，那我可就真的随便说了啊，反正是对是错，文责都由作者自负，与任何人无关。
    像做任何一项事业一样，其关键都在人。以提升人的全面素质为目的的文化建设自然更不例外，首先要依靠的当然就是文化人；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文化人这个地方就会建设出什么样的文化来。当然社会小环境和政治文明程度对该地的文化建设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要给东莞文化建设现状把脉，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生活并“活跃”在东莞文艺界的东莞文化人以及东莞的社会小环境和政治文明把脉，如果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影响，党也就不会在提出要建设两个文明后又提出要建设政治文明，曾庆红同志也就不会说社会和谐或不和谐的关键因素都在领导干部这样的话了。当然，我不懂政治，也惧于跟官员打交道（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我一生最怕的人是官员，甚至一见官员就腿发抖，而且腿抖的程度跟官员的官阶正好成反比，官越小抖得越厉害，官越大腿反而不抖，若是碰上小科长、办事员之类的“大人物”，那腿抖得就像那些没有骨头的文人一样简直连站立都成问题。我想，在中国，恐怕像我一样患有恐官症更准确地说是恐吏症的人一定还有不少），所以在这里不谈政治文明之类的话题，社会小环境大家有目共睹，甚至有很多切身感受，是好是歹大家心里有数，我也不去说。我要说的还是文人这一块，一来因为笔者本人基本上算得上是半个文人，整日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对文人至少是东莞的文人算得上比较熟悉也比较了解；二来，人总是有渴望了解自己不熟悉的人群的欲望，我想读者中不少非文人朋友可能也会有这个想法，此前对文人了解不多，或以为个个圣洁若天使，或以为个个都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今天我们就来为东莞的文人把把脉，为他们把脉也基本上就是为东莞的文化现状把脉。
    俗语道“一样的米养一百样的人”，文人也概莫能外，甚至因为他们“聪明”“有知识”而更复杂，最起码像有人群的地方一样是分了左中右三类的。哪三类呢？真文人，伪文人，文场混混。中国自有文明史以来，任何朝代，任何时期的文人都大抵可分成这三类。至于这三者哪类人唱主角，则就要视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文明程度而定了。一国之内，各个地方又有差异，比如同在今天的中国，北京、上海这样的现代思想与文明的汇聚地和辐射地，自然就不是一般城市能比的，更不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本质以小农意识为其精神内核的暴发户型的小城市可比的。虽同在一国之内，同处一个时代，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其文化和文明程度往往也就差着十万八千里。文化人也一样，即便同在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知识学养也常常是差着十万八千里的，这倒还不打紧，也不可怕，打紧和可怕的是其思想观念、文化品格、精神操守以及创新能力往往也相差十万八千里。
    什么样的文人是真文人呢？文人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士”，几千年来那些忧国忧民，刚健自强，被世人视为精神楷模和社会良知的“士”们就正是我们所说的真文人，我们常常说的某个人有文人气或说某个人有文人风骨，意思正是说他是一个真文人。真文人要具备的条件说来也很简单，只是能做到就不多了。孔子说“士志于道”，意思是说文人应该成为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和坚守者；曾参干脆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则要求“士”要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屈原、文天祥、直至鲁迅、闻一多，之所以为人们所敬仰，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上面所说的这样一种精神风骨和“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可见文人之品格尊严直接关乎国家民族之品格尊严，其价值之取向直接关乎社会价值之取向，因此，能不慎而重之乎？中华民族繁衍几千年，历尽苦难与战火而其脊梁未断，风骨代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民族精英在。其实在西方也一样，知识分子尤其作家，历来被视为社会的良心，智慧的化身，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以理想和未来为立场批判现实的人。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大至全中国，小至东莞的当今大多数文人们是个什么行状呢？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精神自是早就丧失殆尽；五四思想和西方文人的批判现实精神也难觅到半点踪影。士无糜耻，道德沦丧，尊严尽失，假丑恶代替了真善美，卑鄙、无耻、龌龊代替了良知、气节、风骨，更不要说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了。他们中有的人或者成了知识的工匠，或者成了职称和金钱的奴隶，更有那么一些人干脆堕落成了权贵的家犬。这不能不让人为之忧心焦虑。因为文人的集体堕落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最后的堕落；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自己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将这句话延伸到当今的中国，延伸到东莞，又何尝有半点过分呢？
    东莞的文化人可谓多矣，一多就免不了鱼龙混杂，各样各色，让人眼花缭乱，真伪莫辨。但只要认真观察也还是不难分辨出其真假雌雄的。现在我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东莞的真文人、伪文人和文场混混们。
    一、真文人。他们或从事的就是文人这个职业，或只是业余爱好着文学艺术；他们的艺术水平和创作能力可能很高也可能十分平常。这都不要紧，与他们是否真文人无关。从上面古代先贤们对文人下的定义或做出的榜样，我们已经知道，判断一个文人是否真文人最主要的指标是看他的身上他的骨头里是否有着孟子说的那些正气，是否敢于为了追求真理而“虽千万人而吾往矣”，是否有一颗坦荡、正直、真诚之心。这种人在当今文场已经不多。他们中有的人可能立身之所在正是跟文场游戏规则相反的官场，有的甚或还在市里或镇上当了个一官半职，但他们骨子里却是文人，是披着狼皮的羊。在官场，他们有分寸地遵守着它的潜规则；但跟朋友在一起他们就还原了文人的本真。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真文人是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无关的，甚至与他搞不搞文艺创作爱不爱好文学艺术都没有关系。比如郭沫若，我想没有人会否认他是文学大师吧？但我想一定不会有几个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文人；朱熔基总理我想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吧？但同样我要说他是个真文家也一定会同意。
    二、伪文人。顾名思义，知道了什么样的人是真文人也就大约知道了什么样的人是伪文人。文人乃君子是也，伪文人自然就是伪君子。祖宗有训：宁近真小人，莫近伪君子。就因为伪君子城府深、心计狠、手段毒，且又披了一层蒙蔽人的伪装，往往打你一枪射你一箭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东莞的伪文人老实说有些也还是有些才华的，文章虽然谈不上多好，但也过得去，这也正是他们得以以文人形象被一般人认同也被官方认同的主要原因。他们更多从事的就是文艺工作，有的干脆干的就是报纸或刊物，从职业上讲是个百分之百的文人，但问题在于他们骨头绵软，城府极深，惯于见风使舵，擅于投机钻营，为了接近权贵不惜丧失尊严，为了保全自己或获得权贵的亲睐而不惜出卖朋友和良心。伪文人与真文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真文人以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立身；而伪文人则以个人利益立身，他们穿的虽是文人的衣服骨子里却是十足的政客，他么们遵循的是官场上的潜规则，创作上自然也就唯长官马首是瞻。因为为权力所倚重，他们自然也就掌握着小小一方文场的话语权，于是文场也就演变成了官场，哪怕是这个会那个会的一个小小群众组织或民间团体，竟也一个个铆足了劲直把它当着官场玩起争权夺利的权术来，直让真文人和混混们笑得腰痛，更让正经官场上的职业选手们觉得专业水平太低，把人家扔的石头、废铁直当玉器、把玩。于是，一方净土也就成了垃圾堆。
    真文人和伪文人之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前者互相间交往多止于精神和灵魂，他们之间的交往平淡如水，却友情持久，平日里若即若离，患难时倾情相助；他们可能观点相异，各有思想，但互相尊重，心灵相通，他们不爱结党成伙整天混在一起以示亲密，他们更愿就一些文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争论以求共同提高。所谓和而不同者是也。伪文人则正好相反，他们恃强凌弱，眼睛向上不向下，他们喜欢拉帮结派，结团成伙，为维护他们共同利益不惜抛弃基本的做人原则和道德底线而排斥异己，甚至不惜利用自己手中那一点可怜的小小权力去伤害别人，尽管他们平常嘴上也“佛”啊“道”啊念个不停，给人俨然一副不与世俗只醉心文学的出世者形象，但实际上心事比谁都深，心计比谁都足，笔者有几位久混官场的朋友谈到这些人时也连连自叹弗如。对外，他们同心协力，但平常，他们之间却喜欢互相诋毁、彼此中伤，谁也不买谁的账，所谓党而不和者是也，我们常说的“文人相轻”指的正是这些伪文人。伪文人们对待问题的一个元原则就是四个字：趋利避害。
    一个是独立特行，一个是成群结伙；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党而不和。这是辨别真文人和伪文人的最简单的尺码。一次，国画大师黄永玉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国内不少画家身边都有一群人围着，抬着，而您好象总是独来独往，您为什么不也收几个弟子门徒呢？大师问是哪些画家？记者说了名字，大师一个也不认识，于是大师说，难怪。豺狼鬣狗才爱成群结队，而狮子总是喜欢独来独往的啊。
    说到底真文人都是一些真性情的人，他们不懂伪装，不懂做巧，因此在外人看来常显得性情古怪、毛病不少，不好打交道；而伪文人正相反，他们属于我们常说的那种“会做人”的人，他们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极懂得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是生存哲学家。因善于伪装、做巧，从不示人以本来面目，因此在世人眼中也就几近完人，八面讨好。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沦丧与伪文人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又掌握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话语权，因此也就极易被受普遍较少的民众视为道德楷模、精神的引领者，因为充分的信任，即便被引入歧途刚开始时也不易察觉。所以，伪文人于社会道德建设和现代文明进步不仅起不了推动作用，甚至还是一种阻碍，但因他常常是权力的代言人，所以我们又只能在痛惜愤怒之余徒唤奈何。
    三、文场混混。如果说上面两类文人是文场上的正反主角，那么，混混就是文场上跑龙套的角色。对文艺，很难说他们有多深的感情，更不要说视为神圣，在他们，文章也就是个糊口的饭碗或钓名的饵子，其地位其处境，在正常年份，跟常常到大观园打秋风的刘姥姥没什么区别，是值得同情也应该得到强势群体帮助的人群，但若正巧打秋风打到了一个爱闹腾爱作秀的地方，又正巧赶上一个好年份，那么他们也很可能被主子被观众捧成主角，在文场大唱大闹一番。虽演技不好，但其小丑般的表演也颇能给欣赏水平有限的观众带来一点笑声和乐趣，算不得好事，但也不能说是坏事，总比伪文人一家独唱好吧？再说，混混们那点表演，不要多久人们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也就不会对他们太认真太计较，因此说，混混们是无益于文场却对文场也没太大害处的人。他们至少不会像伪文人那样对真文人对社会道德体系构成伤害，也不会像伪文人以合法正统的身份对文场那些优秀的传统和规则造成毁灭性破坏。
   鉴于文场混混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于社会没好处，但坏处也不大，也就不去多说吧，认识了就行。
   不管是真文人、伪文人还是文场混混，他们都生活在我们身边，于是你也就很可能不小心与他们中的哪位交往上了，甚至成了朋友。鉴于非文人读者朋友们可能以前跟文人打交道不多，为防患于未然，笔者不妨以自己的经验教训给您提个醒：那些“毛病”多脾气“丑”的文人你尽管交，即便你从他那里没学到什么东西，但也决无害处，当你落难时帮你的一准是脾气“丑”性格“怪”的人；混混们交交也不妨，他们虽然无甚真本事，但作为一般朋友交交也不是坏事，他们中有的人也颇讲义气颇重感情；伪文人虽然很会“做人”很“完美”，却千万交往不得，应付应付即可，深交可能就后患无穷了——当他们发现你能卖个好价钱时他们会毫不犹豫把你卖掉的——当然伪文人们也不可能跟你深交，因为他们跟谁都不可能深交，包括权贵，他们唯一深交的只有利益。
   明朝的张宗子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您啦，记住这句话准没错。
   说了这么多，大家对眼下的东莞文坛应该有了个大概印象。之所以费那么多口舌谈东莞的这些文人，只因为东莞的文化建设所要依靠的将主要是这些人。谈文化建设自然就不能不先谈谈他们。他们的艺术素养和思想观念、他们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将直接决定着东莞的文化大厦能建多高，能建多牢，建的是豆腐渣工程还是百年标志性建筑。
   我是个书读一点报却不怎么看的人，本地报刊。因此领导的讲话也就学习得不多精神也领会得不深——跟我的某些专门研读分析领导讲话然后从中寻找机会的文人朋友比真是太不求上进了——但有时领导偶尔讲出的句把精彩话也还是记得住的，尽管不知道发明权是不是领导的。谈到东莞文化建设时有位领导好象就说过这样的话：内容是知识，手段是艺术，本质是精神。这话虽然简单，但应该说还是有些水平的。人的内在精神和灵魂的提升是艺术的最终理想。东莞的文化建设也是如此。然而，正如大家所亲眼目睹，掌握着东莞文化话语权的不是伪文人就是混混们，要指望这些自身道德和人格都急待提高的人将东莞社会和民众的精神和灵魂引领进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我想可能性是不大的。文化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其实跟教师差不多，做的都是“正人”“立人”的事，只是上面说到的伪文人们自己的骨头都是软的，你教他如何“立人”？连自己都正不了，你叫他们又如何去正别人呢？所以，建设“文化东莞”的首要问题，不是要搞清楚有多少文艺人才的问题，而是要搞清楚有些什么样的文艺人才的问题；不是人才专业水平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也同样重要），而是这些人才中到底有几个人具有真诚的品德以及独立的思想与人格的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除非我们撂下“建设文化东莞”的担子不干了！